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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东京:清廷甲午战前的盲目自信从何而来? | 短史记

发布日期:2022-03-16 22:07    点击次数:164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众所周知,甲午战前,日本当局对清廷内部的军事、政治及民情状况,已有相当细致的调查;对清廷的战力,也有相当客观的评估。反观清廷,无论是中枢大臣还是地方督抚,他们针对日本的情报收集与情报分析,皆可谓一塌糊涂,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盲目自信。

何以如此?

一、《征讨清国策案》里的详细评估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管西局)小川又次,于1879年被派往中国大陆,从事谍报侦查。明治二十年(1887),小川向当局提交了《征讨清国策案》。该《策案》对清国内部弊端和具体实力,有很准确的判断。

《策案》开篇说,“敦厚信义、避免干戈”这类重视价值观、呼吁和平的主张很荒谬,现今世界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日本当局应该“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对清国)加以攻击。”这些话,显示小川又次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的影响,视整个世界为丛林社会。这种理念在日本朝野长期发酵,是日本最后走上法西斯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是后话。回到《征讨清国策案》。对清廷的陆军实力,《策案》的评估是:

“八旗兵大约三十万人;绿营兵大约四十七万人。此两者之内,练军约十万人。蒙古兵大约十万人。勇兵大约三十万人。合计大约一百一十七万人。”①

其中,防勇、练军四十万人,战斗力较强,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部队“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虽然多聘请外国教练,但并不是全部交给外国教练,“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这种非驴非马的训练模式,只是徒增混乱。将领的素质也不乐观,将校都是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附带一提:《策案》提供了一份清廷防勇、练军的具体兵力数据表,该表显示其调查具体到了清廷的每一省份,最终总计得出431400人的兵力总数。这是一份清廷自己从未掌握的军力数据。

再如,清军分布于各省,而清廷的交通非常落后,“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余下的七十七万军队,也就是八旗与绿营,在《策案》看来,皆是“携带家眷之兵”,几乎没有战斗力。而且,他们的薪饷本极有限,“长发贼大乱以来,……又减少官兵俸禄钱粮”,如今已经到了“不从事贱业,则不足以糊口”的程度。此外,“今查清国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余万圆”,数额虽大,“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仅够勉强养活。这也就意味着,针对这部分军队的军备训练,是完全无从谈起的,这些军队只是一堆数字,“实乃有名无实之兵员”。

《策案》还提到,中法战争后,清廷为了维护满人的统治地位,不愿见到地方督抚势力壮大,下令地方“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策案》评价说:这是在以弱易强,是在将钱粮从有战斗力的部队抽往没有战斗力的部队,结果必然是让清廷的军事实力“又有几分退步”。

♦ 小川又次《征讨清国策案》原文(部分)

《策案》也评估了清廷的海军实力,认为清廷海军近年虽有进步,且时常“唤起世人瞩目”,但“就其真正实力而论”,不过“虚势眩惑”。这个结论,是在对比了中、日两国海军的硬件与软件之后作出的。

硬件方面,《策案》认为双方差距有限,北洋与南洋皆有一些先进的军舰,可与日本的部分军舰相提并论:“清国海军数十只军舰中,能够用于海战者,不过只有北洋之五只,南洋之四只。以此九只军舰之威力,与本邦军舰威力相比,北洋之五只军舰与我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刚五舰(相同);南洋之四只军舰与我比睿、海门、天城、盘程四舰相同。”

但在软件层面,《策案》认为中日两国海军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实力差距。比如,清廷海军始终未能培养出自己的人才,“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都是些仰赖洋人的技术人员,几乎无人将现代海军视为一种学问来研究(更详细的情形,可参见《大清海军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再如,清廷海军分属不同集团,号令不一,关键时刻必然无法一致对外,这种事情也有先例可循,中法战争期间,“(法军)炮击福州之际,有其他水师救助者乎?后来再三督责,也仅从南洋出动五只军舰,且在途中空为踌躇,最终招致石浦之耻。”

♦ 小川又次,后参与了甲午之战

综合上述关于清廷陆、海军两方面的情报分析,《策案》认为,清廷看起来很庞大,但其军队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还未能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既没有建设与之配套的军工企业与铁路网络,也没有移植现代国家普遍实施的财政制度和兵役制度。概而言之就是:

“(清国)拥有本邦十倍面积、人口之大国,其岁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财政困难可想而知。”“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

此外,《策案》还点出了清廷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一种连结民众与朝廷的立国精神。内中说:“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政治,即便缺乏忠君精神,但有富于爱国精神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亦可以奋然于此。”可惜的是,清廷处在大变局时代却未能及时因应变局实现转型,传统的忠君理念正在崩溃,新兴的民权政体远未形成,结果便是“今日清国之人民,……乃无智愚昧之人民”,他们不明白自己该为了什么去和谁战斗。

需要注意的是,《征讨清国策案》只是日军发动甲午战争之前,情报机构提供的诸多调查报告中,较为突出的一份而已。该《策案》出炉的时间,距离甲午战争的爆发还有整整七年。但到了甲午年,清廷政治、经济与军事等层面的状况,仍与这份《策案》大体契合,可见清廷当时已处于一种长期止步不前的境况。

二、清廷内部的盲目自信

清廷的最高决策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次。最顶端者是垂帘已久的慈禧太后与亲政时日尚浅的光绪皇帝;次者是清流魁首翁同龢与北洋领袖李鸿章。再次者,则是举足轻重的地方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这些人当中,对日本情况了解最深者当属李鸿章。1864年任江苏巡抚时,李便注意到了日本可能是一种潜在威胁,曾致信恭亲王等人说:日本派遣宗室、大臣子弟出洋考察,已渐见成效,该国“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中国如果有能力自强自立,那日本就会“附丽于我”,与中国联手去抵御西方国家的窥伺;中国如果没有能力自强自立,那日本就会“效尤于彼”,与西方国家联手来窥伺中国。②

联络日本共拒西方列强,是李鸿章早年的一项基本外交主张。1870年,他以“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为理由,建议清廷与日本订立平等通商条约,不可以传统天朝观念待之。③但李的建议在清廷内部遭到了批评,也不合日人的心意——日本在1870年派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其实是想照抄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来谋取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权利。李鸿章主张的“平等待之”,反被部分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深陷弱肉强食理念流毒的日本政要视为羞辱。

此番风波后,李鸿章继续留意日本动态。可惜的是,清廷的驻日官员大多缺乏情报搜集能力,脑子里又装满了“天朝上国”的陈腐思维,多数时候无法给他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所谓情报会变成误导。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也难例外——1891年,李经方担任驻日公使。同年,北洋舰队访日。在给总理衙门的反馈中,李经方写道:中国水师“兵威之盛,雄视东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国情谊可恃”,似乎日本人已服膺于天朝军威。④然而,事实却是:北洋舰队的来访让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随后便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军备扩张政策。

不过,虽常受误导,但因信息渠道多样,总体而言,李鸿章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认知尚算客观。甲午前夕,他在奏折里说:“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这些描述,大致符合事实。

其实,就现有材料来看,李鸿章在甲午年迟迟不愿对日言战,主因并非他对日军的战力有充分的了解,而是他对北洋海军的实情洞悉极深,他很清楚自己办的这些事业只是虚张声势徒有其表,若吓不住人便没有了后手,正所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⑤

与李鸿章不同,清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大多对日本缺乏具体了解,却充满了“清军必胜”的强烈自信。帝师翁同龢虽然对日本素无了解,却是主战派的中枢人物。湘军领袖、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日本绝非中国对手,故一度将甲午之战视作李鸿章与淮军之事,且对江苏沿海一带的防务迟迟未作规划。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日军的战略和战力缺乏认知,战事爆发后,他一度认为只要中国闭关绝市,就可以迫使日本屈服。⑥

翁、刘、张等人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里说,“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反观清军,北洋有巨舰八艘,南洋也有强大的快船三艘,实力远大于日本。翰林院编修曾广钧也信心十足,他上奏说,日本只有一艘叫做扶桑号的铁甲舰,且速度不快,其他舰船全部是“同治年间所造木质旧船”,根本不值一提,“身轻如叶,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也上奏说,日本能够与北洋的定远、镇远相提并论的铁甲舰,勉勉强强“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其他都是些连船政学堂的木船都不如的东西。

翻查甲午年的奏折,类似的自信言论很多。因为这种盲目自信,许多人充满了清军必可攻入日本本土、乃至马踏东京的乐观情绪。如清流人物余联沅上奏献策,说日本军力薄弱,可派遣海军直取东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也说,可由北洋和南洋分派军舰赴日,攻击日本本土。刑部郎中陆学源主张让刘永福率军“进捣琉球”。四川学政瞿鸿禨献策说,可将江浙与福建沿海的渔船、商船组织起来,招募一批渔民,“编为舟师,不动声色,裹粮潜渡,一自上海入长崎,一自温州趋萨摩,一自厦门捣冲绳”。翰林院编修王荣商建议拨几艘军舰给刘永福,让他“或由长崎入其国都,或由台湾攻其后路”。曾做过驻日参赞的陈明达上奏说,应赶紧调集北洋和南洋的军舰“迅赴日本”,攻击日本本土。连军机处也有官员主张招募数十艘广东渔船,让他们“驶往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各岛,攻其不备”。⑦

♦ 西方国家报刊所绘制之“慈禧与光绪”

三、“必胜情报”的由来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是甲午战争的最后决策者。内外臣工之奏折提供的信息与建议,实际上都是提供给慈禧与光绪的情报,会对他们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国战非小事。为什么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清廷内部会涌现出如此之多对日本的军政情报几乎毫无了解、同时却又充满了自信的奏折?

中法战争的旧事,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解释。1881年12-1882年2月间,清廷针对法国入侵藩属国越南的问题,召集朝中大臣与地方重要督抚,进行了一次很广泛的讨论。总理衙门作为召集者,先给慈禧太后呈递了两份文件,大意是保护越南事所当为,但又力所难及,要朝中官员与地方督抚们积极参与讨论。

结果,无论是朝中还是地方,主战的声音都占了绝对上风。地方督抚方面,主战者包括南洋大臣刘坤一、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两广总督张树声,以及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刘铭传、唐景崧等。清流台谏方面,主战者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周德润、黄体芳、盛昱等。声势可谓极盛。反对出兵越南者寥寥无几,仅广东巡抚裕宽、北洋大臣李鸿章、云南布政使唐炯、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以及闲散在家的郭嵩焘等数人而已。

通观当年的奏折,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主要原因有二:(1)洋务派已经营多年,许多人深信清廷的财政与清军的实力皆已如“工作汇报”中所言的那般,有了长足的进步——后来做了李鸿章女婿的张佩纶,便因存有这种认知而对李鸿章的保守立场有所不满。(2)慈禧太后本人跃跃欲试,已从早年的不主战立场慢慢变成了主战派——御史上奏弹劾李鸿章搞洋务多年却仍在夸耀洋人恐吓朝廷必定另有所图,慈禧刻意将该奏章找出来送至李鸿章处,正是在敲打李,要他意识到慈禧本人已是主战派。

这两项原因合在一起,结果便是朝廷内外的大多数人成了主战派:(1)真心相信“工作汇报”者会主战(总难免有几个赤子);(2)愿意相信“工作汇报”者会主战(如不愿放弃天朝荣光的清流翰林);(3)不信“工作汇报”却乐见政敌倒霉者会主战(不同政治派系者);(4)欲迎合慈禧以提升仕途者也会主战。甲午年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北洋舰队要想获得支持,便必须向朝廷提供漂亮的“工作汇报”(如李鸿章请醇亲王前去检阅海军,让醇王印象极佳),否则这“洋务”便维系不下去。但“工作汇报”搞漂亮了,一旦有事,朝廷内外的主战之声又会更响亮;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开战欲望也会更强烈。真信者、愿信者、不信而欲将别人架到火上烧者,以及无所谓信或不信只随太后与皇帝的立场而动者(甲午战争初期,慈禧与光绪皆倾向于主战),这些人汇聚到一起,便有了前文所述的集体盲目自信的奇观。(来源:腾讯新闻)

①小川又次:《征讨清国策案》,米庆余/译,收录于《日藏甲午战争秘录》,(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该《策案》是小川又次在两次秘密赴华侦查及听取诸多谍报人员汇报后,于1887年2月完成。其“攻击策案”分“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理”三大部分。有学者评价称:甲午战争“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方案进行的”。

②李鸿章:《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

③李鸿章:《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

④李经方:《偕丁禹廷提督进谒日君情形》。

⑤吴永:《庚子西狩纪实》。

⑥(台)李国祈:《清末国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日本的看法》。

⑦戚其章主编:《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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